岂曰无衣?七兮。不如子之衣,安且吉兮。
七:虚数,言衣之多;一说七章之衣,诸侯的服饰。子:第二人称的尊称、敬称,此指制衣的人。安:舒适。吉:美,善。
岂曰无衣?六兮。不如子之衣,安且燠(yù)兮。
六:一说音路,六节衣。燠:暖热。
参考资料:
岂曰无衣?七兮。不如子之衣,安且吉兮。
难道说我没衣服穿?我的衣服有七件。但都不如你亲手做的,既舒适又美观。
七:虚数,言衣之多;一说七章之衣,诸侯的服饰。子:第二人称的尊称、敬称,此指制衣的人。安:舒适。吉:美,善。
岂曰无衣?六兮。不如子之衣,安且燠(yù)兮。
难道说我没衣服穿?我的衣服有六件。但都不如你亲手做的,既舒适又温暖。
六:一说音路,六节衣。燠:暖热。
参考资料:
此诗与《秦风·无衣》题目及首句皆相同,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完全两样。从字面上看,似觉并无深意,但前人往往曲为之说,《毛诗序》云:“《无衣》,美晋武公也。武公始并晋国,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,而作是诗也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云:“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,灭之,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。王以武公为晋君,列于诸侯。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”,“釐王果贪其宝玩,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,是以诛讨不加,而爵命行焉。”(同上)这一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,如程俊英《诗经译注》就认为“恐皆附会”。
从诗意来看,此篇似为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。诗人可能是一个民间歌手,他本来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妻子,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温馨。不幸妻子早亡,一日他拿起衣裳欲穿,不禁睹物思人,悲从中来。诗句朴实无华,皆从肺腑中流出:“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?我的衣裳有七件,可是拣了一件又一件,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,那样舒坦,那样美观。”“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?我的衣裳有六件。可是挑了一件又一件,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,那样合身,那样温暖。”语言自然流畅,酷肖人物声口。感情真挚,读之令人凄然伤怀。
对于诗中的句读,旧说两段的起句都作六字句,然今人徐培均认为应标点为:“岂曰无衣?七兮。”前四字为一句,用以自问,后二字为一句,用以自答,诗人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中,抒写了一腔哀思。另外在一些字、词的解释上也颇多歧见。如“七”字、“子”字、“六”字,朱熹《诗集传》以为“侯伯七命,其车旗衣服,皆以七为节。子,天子也”。又云:“天子之卿六命,变‘七’言‘六’者,谦也,不敢以当侯伯之命,得受六命之服,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。”朱熹的解释,完全服从于他对于这首诗主题的理解。这首诗既然是述晋武公向周釐王请求封爵之意,那末他就必然把“七”解释为“诸侯七命”,把“六”解释为“天子之卿六命”,而把“子”解释为“天子”。前二者与晋武公的诸侯身份相当,后者则与周釐王的天子地位相称。其说固然言之成理,不失为一家之见,然与诗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。
从对此诗主题的理解出发,“七”和“六”俱为数词,也可以看作虚数,极言衣裳之多。而“子”则为第二人称的“你”,也即缝制衣裳的妻子。这样的理解,应该是符合诗的本意的。
全诗分为两章,字句大体相同,唯两起变动一个字:“七”易为“六”;两结也变动一字:“吉”易为“燠”。这主要为的是适应押韵的需要。从全篇来说,相同的句式重复一遍,有回环往复、一唱三叹、回肠荡气之妙,读者在吟诵中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情韵。
湛(zhàn)湛露斯,匪阳不晞(xī)。厌(yān)厌夜饮,不醉无归。
湛湛:露水浓重的样子。斯:语气词。匪:通“非”。晞:干。厌厌:一作“懕(yān)懕”,和悦的样子。夜饮:即晚宴。
湛湛露斯,在彼丰草。厌厌夜饮,在宗载(zài)考。
宗:宗庙。载:则,一说充满。考:成,一说“考”通“孝”,另一说“考”指宫庙落成典礼中的“考祭”。
湛湛露斯,在彼杞(qǐ)棘(jí)。显允君子,莫不令德。
杞棘:枸杞和酸枣,皆灌木,又皆身有剌而果实甘酸可食。显允:光明磊落而诚信忠厚。显,光明;允,诚信。令德:美德。令,善美。
其桐其椅,其实离离。岂(kǎi)弟(tì)君子,莫不令仪。
桐:桐有多种,古多指梧桐。椅:山桐子木,梓树中有美丽花纹者。离离:果实多而下垂貌。犹“累累”。岂弟:同“恺悌”,和乐平易的样子。令仪:美好的容止、威仪。仪,仪容,风范。
参考资料:
湛(zhàn)湛露斯,匪阳不晞(xī)。厌(yān)厌夜饮,不醉无归。
早晨露珠重又浓,太阳不出不蒸发。如此盛大的晚宴,不喝一醉不回家。
湛湛:露水浓重的样子。斯:语气词。匪:通“非”。晞:干。厌厌:一作“懕(yān)懕”,和悦的样子。夜饮:即晚宴。
湛湛露斯,在彼丰草。厌厌夜饮,在宗载(zài)考。
早晨露珠重又浓,挂在丰茂草丛中。如此盛大的晚宴,设在宗庙真隆重。
宗:宗庙。载:则,一说充满。考:成,一说“考”通“孝”,另一说“考”指宫庙落成典礼中的“考祭”。
湛湛露斯,在彼杞(qǐ)棘(jí)。显允君子,莫不令德。
早晨露珠重又浓,洒在枸杞酸枣丛。光明磊落的君子,个个都有好名声。
杞棘:枸杞和酸枣,皆灌木,又皆身有剌而果实甘酸可食。显允:光明磊落而诚信忠厚。显,光明;允,诚信。令德:美德。令,善美。
其桐其椅,其实离离。岂(kǎi)弟(tì)君子,莫不令仪。
高大椅树和梧桐,结的果实一重重。和乐宽厚的君子,处处表现好仪容。
桐:桐有多种,古多指梧桐。椅:山桐子木,梓树中有美丽花纹者。离离:果实多而下垂貌。犹“累累”。岂弟:同“恺悌”,和乐平易的样子。令仪:美好的容止、威仪。仪,仪容,风范。
参考资料:
此诗四章,每章四句,各章前两句均为起兴,且兴词紧扣下文事象:宴饮是在夜间举行的,而大宴必至夜深,夜深则户外露浓;宗庙外的环境,最外是萋萋的芳草,建筑物四围则遍植杞、棘等灌木,而近户则是扶疏的桐、梓一类乔木,树木上且挂满果实——此时一切都笼罩在夜露之中。
“白露”“寒露”为农历八、九月之节气,而从夜露甚浓又可知天气晴朗,或明月当空或繁星满天,户厅之外,弥漫着祥和的静谧之气;户厅之内,则杯觥交错,宾主尽欢,“君曰:‘无不醉’,宾及卿大夫皆兴,对曰:‘诺,敢不醉!’”(《仪礼·燕礼》)内外动静映衬,是一幅绝妙的“清秋夜宴图”。
若就其深层意蕴而言,宗庙周围的丰草、杞棘和桐椅,也许依次暗示血缘的由疏及亲;然而更可能是隐喻宴饮者的品德风范:既然“载考”呼应“丰草”,“载”义为充盈,而“丰”指繁茂,那么“杞棘”之有刺而能结实不可能与君子的既坦荡光明(显)又诚悫忠信(允)无涉,更不用说桐椅之实的“离离”——既累累繁盛又历历分明——与君子们一个个醉不失态风度依然优美如仪(与《小雅·宾之初筵》的狂醉可对看)的关系了。只是至此还没有说到最重要的意象“湛湛”之“露”究属何意。
前人大多理解湛露既然临于草树,则无疑象征着王之恩泽。若就二、三章而言,这也不差,只是以之揣摩首章,却不像了。露之湛湛其义蕴犹情之殷殷,热情得酒之催发则情意更烈,正好比湛露得朝阳则交汇蒸腾。
此诗章法结构之美既如陈奂所言“首章不言露之所在,二章三章不言阳,末章并不言露,皆互见其义”,又如朱熹引曾氏曰:“前两章言厌厌夜饮,后两章言令德令仪”。后者需补充的是:在这两者之间,第三章兼有过渡性质(一、二承上,三、四启下)。雅诗的章法结构比风诗更为讲究,于此亦见一斑。
音韵的谐美也是此诗一大特点:除了隔句式押韵外,前两章以一、三句句头的“湛湛”与“厌厌”呼应,去和二、四句句尾的脚韵共构成回环之美;至后两章则改为顶真式谐音,表现为“杞棘”的准双声与“显允”的准叠韵勾连,而“离离”的双叠也与“岂弟”的叠韵勾连(作为过渡,三章“湛湛”与“显允”的尾音也和谐呼应)。
臣闻吏议逐客,窃以为过矣。昔穆公求士,西取由余于戎,东得百里奚于宛,迎蹇叔于宋,来邳豹、公孙支于晋。此五子者,不产于秦,而穆公用之,并国二十,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,移风易俗,民以殷盛,国以富强,百姓乐用,诸侯亲服,获楚、魏之师,举地千里,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,拔三川之地,西并巴、蜀,北收上郡,南取汉中,包九夷,制鄢、郢,东据成皋之险,割膏腴之壤,遂散六国之纵,使之西面事秦,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,废穰侯,逐华阳,强公室,杜私门,蚕食诸侯,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,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,客何负于秦哉!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,疏士而不用,是使国无富利之实,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
“由余”,亦作“繇余”,戎王的臣子,是晋人的后裔。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,以客礼待之。入秦后,受到秦穆公重用,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,称霸西戎。“戎”,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。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,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、甘肃东部、宁夏南部一带。“百里奚”,原为虞国大夫。晋灭虞被俘,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。逃亡到宛,被楚人所执。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,用上大夫,故称“五羖大夫”。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。“宛”(yuān),楚国邑名,在今河南南阳市。“蹇(jiǎn)叔”,百里奚的好友,经百里奚推荐,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,委任为上大夫。百里奚对穆公说:“臣不及臣友蹇叔,蹇叔贤而世莫知”。“宋”,国名,或称“商”、“殷”,子姓,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,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,都于商丘(今河南商丘县南),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、江苏、安徽接界之地。公元前三世纪中叶,大臣剔成肸(即司城子罕)逐杀宋桓侯,戴氏代宋。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。“邳豹”,晋国大夫邳郑之子,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,邳豹投奔秦国,秦穆公任为大夫。“公孙支”,“支”或作“枝”,字子桑,秦人,曾游晋,后返秦任大夫。“晋”,国名,姬姓,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,建都于唐(今陕西翼城县西),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。春秋时,晋献公迁都于绛,亦称“翼”(今山西翼城县东南),陆续攻灭周围小国;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;晋景公迁都新田(今山西侯马市西),亦称“新绛”,兼并赤狄,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、河北西南部、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。春秋后期,公室衰微,六卿强大。战国初,被执政的韩、赵、魏三家所瓜分。公元前年,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,国灭祀绝。“产”,生,出生。“并”,吞并。“并国二十,遂霸西戎”,《秦本纪》云秦缪公”益国十二,开地千里,遂霸西戎”。这里的“二十”当是约数。“孝公”,即秦孝公。“商鞅”,卫国公族,氏公孙,亦称公孙鞅,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,公叔座死后入秦,受到秦孝公重用,任左庶长、大良造,因功封于商(今山西商县东南)十五邑,号称商君。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,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。公元前年,秦孝公去世,被车裂身死。“殷”,多,众多。“殷盛”,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。“魏”,国名,始封君魏文侯,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,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、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,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,建都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,成为强国。梁惠王时迁都大梁(今河南开封市),因亦称”梁”。后国势衰败,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。“获楚、魏之师”,指战胜楚国、魏国的军队。公元前年,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,大败魏军。同年又与楚战,战况不详,据此,当也是秦军获胜。“惠王”,即秦惠王,名驷,秦孝公之子,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。于公元前年称王。“张仪”,魏人,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,鼓吹“连横”,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,辅佐秦惠文君称王,封武信君。秦武王即位,入魏为相。于公元前年去世。此句以下诸事,并非都是张仪之计,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,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。“三川之地”,指黄河、雒水、伊水三川之地,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、伊水流域。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。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(今河南宜阳县西)。公元前年秦灭东周,取得韩三川全郡,重设三川郡。“巴”,国名,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,称巴子国,在今四川东部、湖北西部一带。战国中期建都于巴(今四川重庆节)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、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,在其地设置巴郡。“蜀”,国名,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,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。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(今四川成都市)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、司马错等领兵灭蜀,在其地设置蜀郡。“上郡”,郡名,本来是楚地,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。魏文侯时置,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,黄梁河以北,东北到子长县、延安市一带。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,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。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。“汉中”,郡名,在现在的陕西汉中。楚怀王时置,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。公元前年,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,秦于此重置汉中郡。“包”,这里有并吞的意思。“九夷”,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,在今陕西、湖北、四川三省交界地区。“鄢”,音yān,楚国别都,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。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。“郢”(yǐng),楚国都城,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。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,翌年又攻取郢。“成皋”,邑名,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,地势险要,是著名的军事重地。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,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,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。“六国”,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。“施”,音yì,蔓延,延续。“昭王”,即秦昭王,名稷,一作侧或则,秦惠王之子,秦武王异母弟,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。“范雎jū”,一作“范且”,亦称范叔,魏人,入秦后改名张禄,受到秦昭王信任,为秦相,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,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,封于应(今河南宝丰县西南),亦称应侯,死于公元前年。“穰”,音ráng。“穰侯”,即魏冉,楚人后裔,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,秦武王去世,拥立秦昭王,任将军,多次为相,受封于穰(今河南邓县),故称穰侯,后又加封陶(今山东定陶县西北)。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,被免去相职,终老于陶。“华阳”,即华阳君芈戎,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,曾任将军等职,与魏冉同掌国政,先受封于华阳(今河南新郑县北),故称华阳君,后封于新城(今河南密县东南),故又称新城君。公元前年,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。“蚕食”,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。“向使”,假使,倘若。“内”,同“纳”,接纳。
参考资料:
臣闻吏议逐客,窃以为过矣。昔穆公求士,西取由余于戎,东得百里奚于宛,迎蹇叔于宋,来邳豹、公孙支于晋。此五子者,不产于秦,而穆公用之,并国二十,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,移风易俗,民以殷盛,国以富强,百姓乐用,诸侯亲服,获楚、魏之师,举地千里,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,拔三川之地,西并巴、蜀,北收上郡,南取汉中,包九夷,制鄢、郢,东据成皋之险,割膏腴之壤,遂散六国之纵,使之西面事秦,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,废穰侯,逐华阳,强公室,杜私门,蚕食诸侯,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,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,客何负于秦哉!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,疏士而不用,是使国无富利之实,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
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,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。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,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,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,又从宋国迎来蹇叔,还从晋国招来丕豹、公孙支。这五位贤人,不生在秦国,而秦穆公重用他们,吞并国家二十多个,于是称霸西戎。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,移风易俗,人民因此殷实,国家因此富强,百姓乐意为国效力,诸侯亲附归服,战胜楚国、魏国的军队,攻取土地上千里,至今政治安定,国力强盛。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,攻下三川地区,西进兼并巴、蜀两国,北上收得上郡,南下攻取汉中,席卷九夷各部,控制鄢、郢之地,东面占据成皋天险,割取肥田沃土,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,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,功烈延续到今天。昭王得到范雎,废黜穰侯,驱逐华阳君,加强·巩固了王室的权力,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,蚕食诸侯领土,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。这四位君主,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。由此看来,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!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,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,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,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。
“由余”,亦作“繇余”,戎王的臣子,是晋人的后裔。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,以客礼待之。入秦后,受到秦穆公重用,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,称霸西戎。“戎”,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。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,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、甘肃东部、宁夏南部一带。“百里奚”,原为虞国大夫。晋灭虞被俘,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。逃亡到宛,被楚人所执。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,用上大夫,故称“五羖大夫”。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。“宛”(yuān),楚国邑名,在今河南南阳市。“蹇(jiǎn)叔”,百里奚的好友,经百里奚推荐,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,委任为上大夫。百里奚对穆公说:“臣不及臣友蹇叔,蹇叔贤而世莫知”。“宋”,国名,或称“商”、“殷”,子姓,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,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,都于商丘(今河南商丘县南),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、江苏、安徽接界之地。公元前三世纪中叶,大臣剔成肸(即司城子罕)逐杀宋桓侯,戴氏代宋。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。“邳豹”,晋国大夫邳郑之子,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,邳豹投奔秦国,秦穆公任为大夫。“公孙支”,“支”或作“枝”,字子桑,秦人,曾游晋,后返秦任大夫。“晋”,国名,姬姓,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,建都于唐(今陕西翼城县西),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。春秋时,晋献公迁都于绛,亦称“翼”(今山西翼城县东南),陆续攻灭周围小国;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;晋景公迁都新田(今山西侯马市西),亦称“新绛”,兼并赤狄,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、河北西南部、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。春秋后期,公室衰微,六卿强大。战国初,被执政的韩、赵、魏三家所瓜分。公元前年,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,国灭祀绝。“产”,生,出生。“并”,吞并。“并国二十,遂霸西戎”,《秦本纪》云秦缪公”益国十二,开地千里,遂霸西戎”。这里的“二十”当是约数。“孝公”,即秦孝公。“商鞅”,卫国公族,氏公孙,亦称公孙鞅,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,公叔座死后入秦,受到秦孝公重用,任左庶长、大良造,因功封于商(今山西商县东南)十五邑,号称商君。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,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。公元前年,秦孝公去世,被车裂身死。“殷”,多,众多。“殷盛”,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。“魏”,国名,始封君魏文侯,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,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、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,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,建都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,成为强国。梁惠王时迁都大梁(今河南开封市),因亦称”梁”。后国势衰败,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。“获楚、魏之师”,指战胜楚国、魏国的军队。公元前年,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,大败魏军。同年又与楚战,战况不详,据此,当也是秦军获胜。“惠王”,即秦惠王,名驷,秦孝公之子,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。于公元前年称王。“张仪”,魏人,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,鼓吹“连横”,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,辅佐秦惠文君称王,封武信君。秦武王即位,入魏为相。于公元前年去世。此句以下诸事,并非都是张仪之计,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,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。“三川之地”,指黄河、雒水、伊水三川之地,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、伊水流域。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。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(今河南宜阳县西)。公元前年秦灭东周,取得韩三川全郡,重设三川郡。“巴”,国名,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,称巴子国,在今四川东部、湖北西部一带。战国中期建都于巴(今四川重庆节)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、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,在其地设置巴郡。“蜀”,国名,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,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。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(今四川成都市)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、司马错等领兵灭蜀,在其地设置蜀郡。“上郡”,郡名,本来是楚地,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。魏文侯时置,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,黄梁河以北,东北到子长县、延安市一带。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,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。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。“汉中”,郡名,在现在的陕西汉中。楚怀王时置,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。公元前年,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,秦于此重置汉中郡。“包”,这里有并吞的意思。“九夷”,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,在今陕西、湖北、四川三省交界地区。“鄢”,音yān,楚国别都,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。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。“郢”(yǐng),楚国都城,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。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,翌年又攻取郢。“成皋”,邑名,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,地势险要,是著名的军事重地。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,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,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。“六国”,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。“施”,音yì,蔓延,延续。“昭王”,即秦昭王,名稷,一作侧或则,秦惠王之子,秦武王异母弟,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。“范雎jū”,一作“范且”,亦称范叔,魏人,入秦后改名张禄,受到秦昭王信任,为秦相,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,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,封于应(今河南宝丰县西南),亦称应侯,死于公元前年。“穰”,音ráng。“穰侯”,即魏冉,楚人后裔,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,秦武王去世,拥立秦昭王,任将军,多次为相,受封于穰(今河南邓县),故称穰侯,后又加封陶(今山东定陶县西北)。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,被免去相职,终老于陶。“华阳”,即华阳君芈戎,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,曾任将军等职,与魏冉同掌国政,先受封于华阳(今河南新郑县北),故称华阳君,后封于新城(今河南密县东南),故又称新城君。公元前年,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。“蚕食”,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。“向使”,假使,倘若。“内”,同“纳”,接纳。
参考资料:
《谏逐客书》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。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。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,阴谋消耗秦的国力,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。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,取消了逐客令。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。
作者先谈历史,以穆公、孝公、惠王、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,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。接着再谈现实,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,诸如昆山之玉,随和之宝,明月之珠,以及所佩太阿剑,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,都是来自诸侯各国。
实效性
首先是《谏逐客书》具有明显的实效性。实效,就是要讲求实用,注重效果,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。公文不像艺文那样,优游浸渍,潜移默化,以美感人,公文乃是“政事之先务”,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,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。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,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。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。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,办理时讲究效率,客观上注重功效。徐望之《公牍通论》指出:“事前体察周详,令出务求实效。”这说的是下行公文。上行公文也要做到“下情不壅于上闻,谋事惟期其必达”。一篇公文,如果实用性不大,效果不显著,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。因此,实效性显著,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。以此看来《,谏逐客书》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。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,该文一上秦王,就达到预期的目的,收到满意的效果。司马迁在《李斯列传》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:“秦王拜斯为客卿。会韩人郑国来间秦,以作注溉渠,已而觉。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:‘诸侯人来事秦者,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。请一切逐客。’李斯议亦在逐中。斯乃上书曰: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,复李斯官,卒用其计谋。”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,李斯也在被逐之列,而凭此上书,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,由逐客变为留客、用客、重客,这就不能不承认《谏逐客书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。
论断典范
其次,《谏逐客书》在“对事的论断”方面堪称典范。笔者以为“对事的论断”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事是公文的内容,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。“对事的论断”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。显然,公文须有事,刘勰所说“言事于主”、“指事造实”,徐望之所说“谋事惟期其必达”、“尚实事不尚虚文”,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,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。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,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,往往是高度概括,或者点到为止。公文对于事,主要是用“论断”的方法。正如《公牍通论》所述,“陈言论事”、“公文本质,重论断”。论断是个合成词,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。断,判断、决断之谓,对事的是非、得失、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,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。论是论事理,要受文者承办事务,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。简言之,断就是要办什么事,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。论是断的前提,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,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,缺乏说服力。在古代公文中,由于文种不同,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,如下行的君命文种,比较偏重于断,凡戒敕、废立、告谕、政令等,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,而上行文种的章、奏、表、议等则较侧重于论(当然也应有断),凡谏说、劝请、陈乞、弹劾、执异等,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,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。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,更要情至理足。《谏逐客书》在这一点上,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。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:“臣闻吏议逐客,窃以为过矣。”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,使秦王接受,并收回成命,不要逐。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。开头这一断语的
特点是,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(《史记集解·新序》:“斯在逐中,道上上谏书。”),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,起句发意振聋发聩。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,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,令人信服。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,其一是用重笔浓墨,铺张排比,列举事例。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,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,由于事例充实,铺垫充足,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,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。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,且经过精心选择,因而显得可靠典型。从铺排的技巧来说,排比句接踵联翩,文意饱满,文气流畅,文势充沛,极有感染力。其二,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,层层深化。如在论证的首层,四君用客(实笔) 与“却客不内”(虚笔) 的对比,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,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,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。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,层层深化。时间上由远到近,推移有序:先言古代,次论现实,再次言及未来。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,程度上由轻到重,步步升级:先说如果没有客卿,秦国就不会“富利”和“强大”;接着说“非秦者去,为客者逐”,“此非所以跨海内、制诸侯之术”,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,比上层更切近要害;再说弃
黔首、却宾客,是所谓“藉寇兵而赍盗粮”,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,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;最后指出“今逐客以资敌国、损民以益仇,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,求国无危,不可得也。”不仅不能统一天下,而且有亡国的危险,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。这种由轻到重、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,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,造成相反结果,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。
针对性
再者《,谏逐客书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。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,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,受文者具有确定性。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,但也有一定的范围;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,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;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,受文对象很具体。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,对象最明确。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,有的放矢。《谏逐客书》的针对性,从内容上来说,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,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。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,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,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,使之不能对外用兵,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,显然是没有道理的。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,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,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,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。另外,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,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,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,徐望之说:“公文本质之可贵,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。”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,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。
《谏逐客书》的针对性,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。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,如果不熟悉这个人,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、想法,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,那就很容易碰壁。对这个问题,刘勰有中肯的评价:“烦(顺) 情入机动言中务,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,此上出之喜说者也。”顺着秦王的感情、心理,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,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。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,凡是违反这一欲望,就难以立足,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,就容易被接受。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,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,贯串始终。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“霸西戎”、“治强”、“散六国之从”、“蚕食诸侯”、“使秦成帝业”等成就去耸动秦王;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“跨海内,制诸侯之术”的高度;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“不却众庶”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。总之,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:纳客就能统一天下,逐客就有亡国危险。以利劝之,以害怵之,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,深深击中其要害,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,并收回逐客令,达到了上书的目的。
以上论述了《谏逐客书》是如何有针对性地、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,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。实效性、针对性、对事加以论断,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。当然,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,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,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,除了“道上上谏书”急就此文之外,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,指出逐客之错,使秦王为之震动。可见首句发意、开门见山,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,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。
思齐(zhāi)大任,文王之母,思媚()周姜,京室之妇。大姒()嗣()徽()音,则百斯男。
思:发语词,无义。齐:通“斋”,端庄貌。大任:即太任,王季之妻,文王之母。媚:美好。周姜:即太姜。古公亶父之妻,王季之母,文王之祖母。京室:王室。大姒:即太姒,文王之妻。嗣:继承,继续。徽音:美誉。百斯男:众多男儿。百,虚指,泛言其多。斯,语助词,无义。
惠于宗公,神罔()时怨,神罔时恫(tōnɡ)。刑于寡(guǎ)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。
惠:孝敬。宗公:宗庙里的先公,即祖先。神:此处指祖先之神。罔:无。时:所。恫:哀痛。刑:同“型”,典型,典范。寡妻:嫡妻。御:治理。
雍(yōnɡ)雍在宫,肃肃在庙。不显亦临,无射(yì)亦保。
雍雍:和洽貌。宫:家。肃肃:恭敬貌。庙:宗庙。不显:不明,幽隐之处。临:临视。无射:即“无斁”,不厌倦。“射”为古“斁”字。保:保持。
肆戎疾不殄(tiǎn),烈假不瑕。不闻亦式,不谏亦入。肆成人有德,小子有造。古之人无斁(yì),誉髦(máo)斯士。
肆:所以。戎疾:西戎之患。殄:残害,灭绝。烈假:指害人的疾病。瑕,与“殄”义同。式:适合。入:接受,采纳。小子:儿童。造:造就,培育。古之人:指文王。无斁:无厌,无倦。誉:美名,声誉。髦:俊,优秀。
思齐(zhāi)大任,文王之母,思媚()周姜,京室之妇。大姒()嗣()徽()音,则百斯男。
雍容端庄是太任,周文王的好母亲。贤淑美好是太姜,王室之妇居周京。太姒美誉能继承,多生男儿家门兴。
思:发语词,无义。齐:通“斋”,端庄貌。大任:即太任,王季之妻,文王之母。媚:美好。周姜:即太姜。古公亶父之妻,王季之母,文王之祖母。京室:王室。大姒:即太姒,文王之妻。嗣:继承,继续。徽音:美誉。百斯男:众多男儿。百,虚指,泛言其多。斯,语助词,无义。
惠于宗公,神罔()时怨,神罔时恫(tōnɡ)。刑于寡(guǎ)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。
文王孝敬顺祖宗,祖宗神灵无所怨,祖宗神灵无所痛。示范嫡妻作典型,示范兄弟也相同,治理家国都亨通。
惠:孝敬。宗公:宗庙里的先公,即祖先。神:此处指祖先之神。罔:无。时:所。恫:哀痛。刑:同“型”,典型,典范。寡妻:嫡妻。御:治理。
雍(yōnɡ)雍在宫,肃肃在庙。不显亦临,无射(yì)亦保。
在家庭中真和睦,在宗庙里真恭敬。暗处亦有神监临,修身不倦保安宁。
雍雍:和洽貌。宫:家。肃肃:恭敬貌。庙:宗庙。不显:不明,幽隐之处。临:临视。无射:即“无斁”,不厌倦。“射”为古“斁”字。保:保持。
肆戎疾不殄(tiǎn),烈假不瑕。不闻亦式,不谏亦入。肆成人有德,小子有造。古之人无斁(yì),誉髦(máo)斯士。
如今西戎不为患,病魔亦不害人民。未闻之事亦合度,虽无谏者亦兼听。如今成人有德行,后生小子有造就。文王育人勤不倦,士子载誉皆俊秀。
肆:所以。戎疾:西戎之患。殄:残害,灭绝。烈假:指害人的疾病。瑕,与“殄”义同。式:适合。入:接受,采纳。小子:儿童。造:造就,培育。古之人:指文王。无斁:无厌,无倦。誉:美名,声誉。髦:俊,优秀。
《思齐》全诗二十四句,毛传将其分为五章,前两章每章六句,后三章每章四句。郑玄作笺,将其改为四章,每章均为六句。相比较而言,毛传的划分更为合理,故后代大多从之。
首章六句,赞美了三位女性,即“周室三母”:文王祖母周姜(太姜)、文王生母大任(太任)和文王妻子大姒(太姒)。但其叙述顺序却并非按世系进行,而是先母亲,再祖母,后妻子。孙鑛对此分析道:“本重在太姒,却从太任发端,又逆推上及太姜,然后以‘嗣徽音’实之,极有波折。若顺下,便味短。”(陈子展《诗经直解》引)说此章“重在太姒”似可商榷,但言其“极有波折”尚可一听。马瑞辰对此亦曰:“按‘思齐’四句平列。首二句言大任,次二句言大姜。末二句‘大姒嗣徽音’,乃言大姒兼嗣大姜大任之德耳。古人行文自有错综,不必以思媚周姜为大任思爱大姜配大王之礼也。”(《毛诗传笺通释》)
《毛诗序》谓此诗主旨是“文王所以圣也”,孔颖达疏曰:“作《思齐》诗者,言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。文王自天性当圣,圣亦由母大贤,故歌咏其母,言文王之圣有所以而然也。”欧阳修亦曰:“文王所以圣者,世有贤妃之助。”(《诗本义》)按此之意,文王是由于得到其母其妻之助而圣,所以此诗赞美“文王所以圣”即是赞美周室三母。但整首诗只有首章言及周室三母,其余四章片言未提,正如严粲所云:“谓文王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,止是首章之意耳。”(《诗缉》)毛传和郑笺是将首章之意作为全诗之旨了。其实此诗赞美的对象还是文王,赞美的是“文王之圣”,而非“文王之所以圣”。首章只是全诗的引子,全诗的发端,重心还在以下四章。
二章六句,包含两层意思。前三句承上而来,言文王孝敬祖先,故祖神无怨无痛,保佑文王。后三句言文王以身作则于妻子,使妻子也像自己那样为德所化;然后又作表率于兄弟,使兄弟也为德所化;最后再推及到家族邦国中去。这三句颇有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意味。毛传将此章第四句“刑于寡妻”的“刑”训作“法”,郑玄笺曰:“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,至于宗族。”除此诗外,“刑”在《诗经》中还出现五次,共有两种解释:一为名词的“法”,一为动词的“效法”。此诗的“刑”是动词,所以还是解释“效法”为好,况且郑玄所说的“礼法”是后起的概念,恐非文王时就有。“刑于寡妻”即“效法于寡妻”,也就是“被寡妻所效法”,所以“刑”逐渐又引申为“型”,即典型、模范,此诗用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从第三章开始,每章由六句转为四句。第三章的前两句承上章的后三句而来,以文王在家庭与在宗庙为典型环境,言其处处以身作则,为人表率。后两句“不显亦临,无射亦保”进一步深化主题。“不显”一词在《诗经》中还有十一见,其中十处作“丕显”(即很显明)解,唯有《大雅·抑》“无日不显,莫予云觏”作“昏暗、不明亮”解,意即:莫说因为这里光线昏暗而无人能看见我。朱熹《诗集传》释曰:“无日此非显明之处,而莫予见也。当知鬼神之妙,无物不体,其至于是,有不可得而测者。”此诗的“不显”亦是这个意思。《诗集传》释此句曰:“不显,幽隐之处也……(文王)虽居幽隐,亦常若有临之者。”也就是说此句意谓:文王即使身处幽隐之处,亦是小心翼翼,而不为所欲为,因为他觉得再幽隐的地方也有神灵的眼睛在注视着。此处甚有后代“慎独”的意味。第四句的“无射”在《诗经》中凡三见,其他二处均作“无斁”解,此处恐亦不例外。“无斁”是无厌不倦之意。“无射亦保”的“保”即《大雅·烝民》“既明且哲,以保其身”的“保”,全句谓文王孜孜不倦地保持美好的节操。
如果说第三章言文王“修身”的话,那么最后两章就是“治国”了,所以方玉润说:“末二章承上‘家邦’推广言之。”(《诗经原始》)第四章的前两句“肆戎疾不殄,烈假不瑕”,谓文王好善修德,所以天下太平,外无西戎之患,内无病灾之忧。诸家有关“瑕”、“殄”二字的解释五花八门,繁不胜繁。其实这二字意义相近,《尚书·康诰》有“不汝瑕殄”,“瑕”“殄”并称,孔安国传曰:“我不汝罪过,不绝亡汝。”可见二字均有伤害、灭绝之义。第四章后两句“不闻亦式,不谏亦入”各家的解释亦是五花八门,越说越糊涂,还是《诗集传》说得最简单明了:“虽事之无所前闻者,而亦无不合于法度。虽无谏诤之者,而亦未尝不入于善。”
最后一章不难理解,主要讲文王勤于培养人才,只是最后一句“誉髦斯士”,稍有争议。高亨《诗经今注》说:“‘誉髦斯士’,当作‘誉斯髦士’,‘斯髦’二字传写误倒。《小雅·甫田》:‘燕我髦士。’《大雅·棫朴》:‘髦士攸宜。’都是髦士连文,可证。”其实不必这样推断。“誉”是好的意思,“髦”是俊的意思,在此均用作动词,“誉髦斯士”就是“以斯士为誉髦”。
薛瑄说:“《思齐》一诗,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备焉。”(见《传说汇纂》)确实,它反映出传统道德在文王身上的完满体现。
鱼丽(lí)于罶(lǐu),鲿(cháng)鲨(shā)。君子有酒,旨且多。
丽:同罹,意谓遭遇。《诗集传》:“丽,历也。”用引申义。罶:捕鱼的工具,又称笱,用竹编成,编绳为底,鱼入而不能出。鲿:黄颊鱼。鲨:又名魦,能吹沙的小鱼,似鲫而小。旨:味美。
鱼丽于罶,鲂(fáng)鳢(lǐ)。君子有酒,多且旨。
鲂:鳊鱼,鳞细小而美味。鳢:俗称黑鱼。
鱼丽于罶,鰋(yǎn)鲤。君子有酒,旨且有。物其多矣,
鰋:俗称鲇鱼,体滑无鳞。
维其嘉矣!物其旨矣,维其偕(xié)矣!物其有矣,维其时矣!
偕:齐全。有:犹多。时:及时。
参考资料:
鱼丽(lí)于罶(lǐu),鲿(cháng)鲨(shā)。君子有酒,旨且多。
鱼儿钻进竹篓里结伴游啊,有肥美的黄颊也有小吹沙。热情的主人有的是美酒啊,不但酒醇味美而且席面大!
丽:同罹,意谓遭遇。《诗集传》:“丽,历也。”用引申义。罶:捕鱼的工具,又称笱,用竹编成,编绳为底,鱼入而不能出。鲿:黄颊鱼。鲨:又名魦,能吹沙的小鱼,似鲫而小。旨:味美。
鱼丽于罶,鲂(fáng)鳢(lǐ)。君子有酒,多且旨。
鱼儿钻进竹篓里结伴而游,肥美的鲂鱼黑鱼各有一头。热情的主人家待客有美酒,不但宴席丰盛而且酒醇厚!
鲂:鳊鱼,鳞细小而美味。鳢:俗称黑鱼。
鱼丽于罶,鰋(yǎn)鲤。君子有酒,旨且有。物其多矣,
鱼儿呼朋引伴往竹笼里钻,鲇鱼游得快来鲤鱼跳得欢。热情好客的主人有美酒啊,不但酒醇美而且珍馐齐全!
鰋:俗称鲇鱼,体滑无鳞。
维其嘉矣!物其旨矣,维其偕(xié)矣!物其有矣,维其时矣!
食物丰盛实在妙,质量又是非常好。食物甘美任品味,各种各类很齐备。食物应有尽有之,供应也都很及时。
偕:齐全。有:犹多。时:及时。
参考资料:
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,以见丰年多稼,主人待客殷勤,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。诗中所称的“君子”,是宾客对主人美称。
全诗六章,显示欢乐的气氛,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,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,故而在宴会当中,宾主得以尽情享受。诗的前三章,章四句,皆以“鱼丽”起兴,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,礼遇的周到,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。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,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。以鱼的品种众多,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;以酒的既多且旨,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。写鱼的品种众多,不厌其详,写饮酒的情况,就比较概括,这种写法,是经过精心选择的。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,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,不仅广兴耕稼,而且许多鱼类,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。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,在《诗经》里,提到鱼的篇章不少。《邶风·谷风》、《齐风·敝笱》、《豳风·九罭》,乃至《周颂·潜》、《小雅·南有嘉鱼》、《小雅·鱼藻》都有关于鱼的记载,特别是在《陈风·衡门》当中,有这样的诗句:“岂其食鱼,必河之鲂;岂其娶妻,必齐之姜。”又说:“岂其食鱼,必河之鲤,岂其娶妻,必宋之子。”用鲂、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“齐姜”“宋子”,相提并论,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。在《周颂·潜》诗中,以“猗与漆沮,潜有多鱼”写养饲鱼类的情况,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,是为了“以享以祀,以介景福”,可见养鱼之被重视。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,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。在此诗前三章中,每章并列两种鱼名:“有鲿有鲨”、“有鲂有鳢”、“有鰋有鲤”,诗人不厌列举,并非纯用夸张语气,而是借鱼类之多,说明酒宴的隆重,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。诗人这种举一反三,以简驭繁的手法,是广为后人效法的。
说到酒,“酒”是丰年的象征,丰年酿酒,是先民历来的习惯。古代酿酒的原料,纯用粮食作物。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,人们才用多余谷类,进行酒类的酿制。《诗经》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,《豳风·七月》中说:“八月剥枣,十月获稻,为此春酒,以介眉寿。”《周颂·丰年》这篇,写得更具体,其诗云:“丰年多黍多稌,亦有高廪,万亿及秭,为酒为醴……以洽百礼,降福孔皆。”诗中所称之稌,今称为稻(一说专指糯稻),稻黍俱得丰收,盈仓盈廪,“为酒为醴”,才有条件。酒之为用,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,“以洽百礼”一句,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。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,燕飨嘉宾,更以酒多且旨,以示丰年之欢乐。朱熹《诗集传》,据《仪礼》“乡饮酒”及“燕礼”皆歌《鱼丽》,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,其义甚明。证以《小雅》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,如《小雅·鹿鸣》(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,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)云:“我有旨酒,以燕乐嘉宾之心。”“我有旨酒,嘉宾式燕以遨。”《頍弁》云:“乐酒今夕,君子维宴。”盖“酒以成礼”、“酒以尽欢”,由来已久。《小雅·南有嘉鱼》诗亦称“君子有酒,嘉宾式燕以乐。”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“君子有酒,旨且多”、“君子有酒,多且旨”、“君子有酒,旨且有”,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。
诗的后三章,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“多、旨、有”,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,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,更推广到“美万物盛多”(《毛诗序》)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。就诗的本身来说,这三章可称为副歌。有了这三章,歌赞丰年的诗意,乃更为深挚。诗人说:“物其多矣,维其嘉矣”,“物其旨矣,维其偕矣”,“物其有矣,维其时矣”。由物品之多,而赞美到物之嘉美;由物品之旨,而赞美到物之齐全;由物品之富有,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。表明年丰物阜,既是大自然的赐予,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。而燕飨的欢乐,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。诗章语简而义赅,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。
《小雅·鱼丽》,作为一首乐歌,它的唱法,现在已不知其详,无从考证,但在语言运用方面,仍能得到一些启示。前三章章法相同,采用四、二、四、三的参差句式,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,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,便于重唱合唱。诗中所称的“旨且多”、“多且旨”、“旨且有”,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,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,使满座增欢。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、渲染气氛,所以每章只有两句。在诗句的本身,其重音节落在“嘉、偕、时”等字词上,句末用“矣”字,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,起放慢节奏的作用。前后三章,互相辉映,其整体构思,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