猿鸟犹疑畏简书,风云常为护储胥(xū)。
猿鸟句:诸葛亮治军以严明称,这里意谓至今连鱼鸟还在惊畏他的简书。疑:惊。简书:指军令。古人将文字写在竹简上。储胥:指军用的篱栅。
徒令上将挥神笔,终见降王走传车。
上将:犹主帅,指诸葛亮。降王:指后主刘禅。走传车:公元263年(魏元帝景元四年),邓艾伐蜀,后主出降,全家东迁洛阳,出降时也经过筹笔驿。传车: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。后主是皇帝,这时却坐的是传车,也隐含讽喻意。
管乐有才原不忝,关张无命欲何如?
管:管仲。春秋时齐相,曾佐齐桓公成就霸业。乐:乐毅。战国时人,燕国名将,曾大败强齐。原不忝:真不愧。诸葛亮隐居南阳时,每自比管仲、乐毅。
他年锦里经祠(cí)庙,梁父吟成恨有余。
他年:作往年解。锦里:在成都城南,有武侯祠。梁父吟:两句意谓,往年曾谒锦里的武侯祠,想起他隐居时吟咏《梁父吟》的抱负,不曾得到舒展,实在令人遗憾。
猿鸟犹疑畏简书,风云常为护储胥(xū)。
猿鸟犹疑是惊畏丞相的严明军令,风云常常护着他军垒的藩篱栏栅。
猿鸟句:诸葛亮治军以严明称,这里意谓至今连鱼鸟还在惊畏他的简书。疑:惊。简书:指军令。古人将文字写在竹简上。储胥:指军用的篱栅。
徒令上将挥神笔,终见降王走传车。
诸葛亮徒然在这里挥笔运筹划算,后主刘禅最终却乘坐邮车去投降。
上将:犹主帅,指诸葛亮。降王:指后主刘禅。走传车:公元263年(魏元帝景元四年),邓艾伐蜀,后主出降,全家东迁洛阳,出降时也经过筹笔驿。传车: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。后主是皇帝,这时却坐的是传车,也隐含讽喻意。
管乐有才原不忝,关张无命欲何如?
孔明真不愧有管仲和乐毅的才干。关公张飞已死他又怎能力挽狂澜?
管:管仲。春秋时齐相,曾佐齐桓公成就霸业。乐:乐毅。战国时人,燕国名将,曾大败强齐。原不忝:真不愧。诸葛亮隐居南阳时,每自比管仲、乐毅。
他年锦里经祠(cí)庙,梁父吟成恨有余。
往年我经过锦城时进谒了武侯祠,曾经吟诵了梁父吟为他深表遗憾!
他年:作往年解。锦里:在成都城南,有武侯祠。梁父吟:两句意谓,往年曾谒锦里的武侯祠,想起他隐居时吟咏《梁父吟》的抱负,不曾得到舒展,实在令人遗憾。
筹笔驿,古地名,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。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,曾驻此筹画军事。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。公元855年(大中九年)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,途经此驿,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。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,颂其威名,钦其才智;同时借以寄托遗恨,抒发感慨。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,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,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,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,别具一格。
诗写诸葛亮之威、之智、之才、之功,不是一般的赞颂,而是集中写“恨”字。为突出“恨”字,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。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,风云护其藩篱,极写其威严,一扬;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,终见刘禅投降,长途乘坐驿车,被送往洛阳,蜀汉归于败亡,一抑;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、乐毅,又一扬;对句写关羽、张飞无命早亡,失却羽翼,又一抑。抑扬之间,似是“自相矛盾”,实则文意连属,一以贯之。以其威智,霸业理应可成,然而时无英主,结果社稷覆亡,一恨;以其才略,出师理应告捷,然而时无良将,结果未捷身死,又一恨。末联“他年锦里经祠庙,梁父吟成恨有馀。”是说,昔日经过锦里(成都城南)诸葛武侯庙时,吟哦诸葛亮的《梁父吟》,犹觉遗恨无穷。而所谓“恨”,既是写诸葛亮之“遗恨”,又是作者“隐然自喻”。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“恨”的情怀,显得特别宛转有致。
古典诗歌中,常有“众宾拱主”之法。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,用的就是这种手法。出句“猿鸟犹疑畏简书”。是说,猿(一本作“鱼”)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,说明军威尚存;对句“风云长为护储胥”是说,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,说明仍有神助。正如范仲温《诗眼》所说的:“惟义山‘鱼鸟’云云,‘简书’盖军中法令约束,言号令严明,虽千百年之后,‘鱼鸟’犹畏之;‘储胥’盖军中藩篱,言忠义贯于神明,‘风云’犹为护其壁垒也。诵此两句,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。”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,只是通过猿(鱼)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。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,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,这些都作为“宾”,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“主”。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。是拟人化,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。猿鸟风云,作为筹笔驿的实景,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,使人有肃穆之感;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,而是化实为虚,实景虚用,以宾拱主,直接突出“孔明风烈”这一主体。
李商隐好用典故。宋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卷七云:“李商隐诗好积故实。”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,自由驱使,不问时代先后,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。“管乐有才真不忝,关张无命欲何如”,此题所咏乃诸葛亮,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、张飞为其同时人,是今;管仲是春秋时人,乐毅是战国时人,远在三国之前,是古。用事以古今成对,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,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、张,即以古对今,以虚对实,而且对得极为自然。其所以如此,是因为诸葛亮“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”(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),故以管仲、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,所以所谓“管乐”可以说虽“古”犹“今”,虽“虚”犹“实”,与关、张对举,可称为“奇”,然而却又不足为奇。
柴门寂寂黍饭馨(),山家烟火春雨晴。
黍饭:黄米饭,唐人常以之待客。馨:香。
庭花蒙蒙水泠泠,小儿啼索树上莺。
蒙蒙:形容雨点细小。泠泠:形容流水清脆的声音。
水香塘黑蒲森森,鸳鸯鸂(xī)鶒(chì)如家禽。
鸂鶒:一种水鸟,形大于鸳鸯,而多紫色,好并游。俗称紫鸳鸯。
前村后垄桑柘(zhè)深,东邻西舍无相侵。
桑柘:桑木与柘木。深:茂盛。
蚕娘洗茧前溪渌(lù),牧童吹笛和衣浴。
蚕:农家养蚕女。渌:水清而深的样子。
山翁留我宿又宿,笑指西坡瓜豆熟。
参考资料:
柴门寂寂黍饭馨(),山家烟火春雨晴。
柴门一片寂静屋里米饭香喷喷,农家炊烟袅袅春雨过后天放晴。
黍饭:黄米饭,唐人常以之待客。馨:香。
庭花蒙蒙水泠泠,小儿啼索树上莺。
院内鲜花迷蒙山间流水清泠泠,小儿又哭又闹索要树上的黄莺。
蒙蒙:形容雨点细小。泠泠:形容流水清脆的声音。
水香塘黑蒲森森,鸳鸯鸂(xī)鶒(chì)如家禽。
池塘黑水飘香蒲草长得密森森,鸳鸯鸂鶒在水中嬉戏好像家禽。
鸂鶒:一种水鸟,形大于鸳鸯,而多紫色,好并游。俗称紫鸳鸯。
前村后垄桑柘(zhè)深,东邻西舍无相侵。
村前村后田间地头桑柘多茂盛,东邻西舍界限分明彼此不相侵。
桑柘:桑木与柘木。深:茂盛。
蚕娘洗茧前溪渌(lù),牧童吹笛和衣浴。
养蚕女在前面清澈的溪中洗茧,牧童吹着短笛穿衣在水中洗浴。
蚕:农家养蚕女。渌:水清而深的样子。
山翁留我宿又宿,笑指西坡瓜豆熟。
山翁好客热情挽留我一住在住,笑着指点西坡说瓜豆就要成熟。
参考资料:
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,缕缕炊烟,冉冉上升;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,扑鼻而来;一场春雨过后,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,所以“柴门”也就显得“寂寂”了。由此亦可见,“春雨”下得及时,天晴得及时,农夫抢墒也及时,不言喜雨,而喜雨之情自见。
后两句写庭院中,水气迷蒙,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,看不分明;山野间,“泠泠”的流水,是那么清脆悦耳;躲进巢避雨的鸟儿,又飞上枝头,吱吱喳喳,快活地唱起歌来;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。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。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,单说树上莺。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,逗得小儿啼索不休,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。
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,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,由宁静中见农忙。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,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,诗人妙在不写人,不写情,单写景,由景及人,由景及情。这样写,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,又称得上短而精。方东树谓“小诗精深,短章酝藉”,方是好诗。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,就是它写得短而精,浅而深,景中有情,景外有人,于“澹中藏美丽”(薛雪《一瓢诗话》),于静处露生机。
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,如“一瓶一钵垂垂老,万水千山得得来”(《陈情献蜀皇帝》),人因之称他为“得得来和尚”。又如,“茫茫复茫茫,茎茎是愁筋”(《茫茫曲》),“马蹄蹋蹋,木落萧萧”(《轻薄篇》),等等。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。在四句诗中,叠字凡三见:“寂寂”,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,家家无闲人的特点:“蒙蒙”,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、看不分明的情态:“泠泠”,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。这些叠字的运用,不仅在造境、绘形、模声、传情上各尽其宜,而且声韵悠扬,具有民歌的音乐美。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,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。
第二首从“山家”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。前三句写自然景色。“前村后垄”犹言“到处”。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,然而田园的秀色,丰产的景象,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,具体可辨,值得留恋。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,单说蒲,蒲嫩时可食,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,大有利于人。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,何况乎人。这就又为第四句“东邻西舍无相侵”作了铺垫与烘托。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,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。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,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。
在上述景色秀丽、物产丰盛、生活宁静、村民勤劳的环境里,“东邻西舍”自然相安无事,过着“无相侵”的睦邻生活。没有强凌弱、众暴寡、尔虞我诈、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。很明显,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,诗人作为佛门人士,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,这自不待言。
诗的后四句,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,在同类唐诗中,这还是不多见的。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,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。寥寥几笔,把茧白、水碧、瓜香、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,写得逼真如画;蚕娘、牧童、山翁的形象,勾勒得栩栩如生,宛然在目,呼之欲出。令人不难想见,蚕娘喜获丰收,其内心之甜美;牧童和衣而浴,其性格之顽皮:“山翁留我宿又宿”,其情谊之深厚。加上“笑指”等词语的渲染,更把山翁的动作、情态、声音、笑貌及其淳朴善良、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;而诗人“我”,处在这样的环境里,不待言,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。更妙的是,诗在末尾用一“熟”字状“西坡瓜豆”,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,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,真叫人见了喜煞。全诗至此戛然而止,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。
比起晚唐那些典雅、雕饰、绮丽、纤弱的诗来,贯休以其作品明快、清新、朴素、康健之美,独树一帜。明代杨慎指出:“贯休诗中多新句,超出晚唐”(《升庵诗话》),真可谓独具只眼。
